美团需要给骑手一个交代

  对于平台经济的定调刚刚有所好转、互联网大公司们总算能够略微喘一口气之时，足以称之为是中国互联网版图中重要一块的美团，却再一次深陷社会责任的争议之中。

  按照财联社报道，广东汕尾美团骑手集体宣告“不接单”。而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广东最近以来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骑手的工作更加辛苦，但平台并没有提高单价或者给予额外的补贴，再加上之前，美团曾削减了骑手的每单佣金，这这也直接引发了骑手收入的降低。

  而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其实相比更多骑手的不满，美团的反应可以说新闻性更高：

  根据媒体曝出的消息称，美团从周边地区抽调骑手来替代汕尾地区的罢工骑手，并提供高额保底和高单价。网传截图显示，外地过来的外卖员，每天有200元的补贴，每单收入为10元，还提供住宿；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本地的外卖员，没补贴，每单收入为3.8元，也不含食宿。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看到美团发出的正式回应，到底真相如何完全不得而知。而骑手们的声音，也淹没在这个真相缺失时代的诸多不可说之中了。

  作为本地生活服务成长而来的美团，本来有诸多的优势。但相比其他平台经济巨头，美团的优势其实本来可以更明显一些：据美团此前公布的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去年以来，关于失业率上升的问题一直为公众所关注。而按照公开数据，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达到1662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创近年新高。也就是说，稳民生的关键抓手就在于稳住就业，这也是当年最高决策层提出的“六稳六保”中会把稳就业置于首要位置的原因。

  最近，人社部开展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除了积极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招录规模，还提到要将就业政策落实行动聚焦在中小微企业上，在发挥公共部门岗位吸纳就业作用的同时，更大力度开拓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逐步扩大就业的“蓄水池”，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而事实上美团所提供的低门槛、灵活度高且收入有一定竞争力的骑手岗位，无疑是稳就业的良好蓄水池。

  相信许多人依然记得前些年那篇名震国内的《骑手困在系统里》的稿件。这篇报道之所以可成为现象级报道，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因为它撕开了算法水面之下的口子，打开了窥见商业之外的社会价值的一道裂缝。

  但遗憾的是，即便是具有席卷舆论圈影响力的文章，最后能够推动的改变不过是为骑手们的送达时间争取来了一点宽松和商量的余地。但在其背后所面临的真正系统性难题，从今天来看并没有正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在今年的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到，“加强劳动权益保障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最高检报告中还点名一起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

  这些年来，关于如何保障骑手权益的问题一直争议不绝，但为什么取得的进展却十分有限？而本次汕尾的骑手集体提出诉求的事件以及对应的美团解决方法，其实只是再一次提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如果答应了汕尾的骑手的诉求，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管理者视野中这种“按闹分配”的模式将会在全国推而广之，而这将意味着天量的难以预估的成本。所以相比之下，重金从外地雇骑手接替本地派送所耗费的资金，显然也就不值一提了。

  但是，即便我们完全不从劳动者权益和企业的社会价值角度来观察，而是切换至企业管理的商业视角来看，这种短期主义的做法也显然是极为不明智的。哪怕是在商言商，从公司运营管理的角度来看，能不能形成一个体制化的沟通机制，使得骑手的焦虑能够得以往上反馈？很显然从目前外界披露的信息来看，这种机制并不存在。

  退一步说，即便是本次的骑手诉求极为不合理，那么也暴露出组织架构内部的真正问题：一线的声音，几乎没办法向上传递。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两三年前有一句话曾经很流行，就是让听得见炮声的士兵做决策。这也使得华为总能洞察市场先机、比别人更快地看见未来。但别说做决策了，起码从外部来看，骑手的声音基本上没有任何内部的反馈机制，最终，积压的情绪成为不堪负重的压力阀，形成了难以挽回的外部冲突事件，再一次造成了社会成本的上升。

  但正如有媒体所分析的，此次矛盾爆发的焦点，仍是大幅度增长的骑手人数与不断下降的单量。无论是众包还是专送，外卖骑手的群体都在迅速扩大，这也让骑手收入更加有限。

  这其实又回到了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方向：企业究竟如何认知自己的社会价值、并能不能基于此作出社会创新？

  2019年，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商业组织 “商业圆桌会议” （Business Roundtable）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言》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第一个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这份宣言中，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引领美国商业的CEO们集体发声：一个美好的社会比股东利益更重要。

  在这份宣言中，商界领袖们转而强调，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公司领导团队应该致力于达成以下的几个目标：向客户传递企业价值；通过雇佣不同群体并提供公平的待遇来投资员工；与供应商交易时遵守商业道德；积极投身社会事业；注重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但遗憾的是，从本起事件来看，即便是最为核心的利益相关方的骑手基本工作权益都处于混沌状态，更别说苛求更广义更高层次的社会创新了。

  其实站在美团的角度来看，降本增效其实无可厚非。4月24日，港股美团-W发布2022财年年报。公司在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实现营业收入2199.55亿元，同比增长22.79%，归属母公司净亏损66.86亿元，亏损同比减少71.59%。亏损之下，寻求止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围绕在全球科学技术大厂身上的都是类似的名词，这也是企业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自然而然会作出的选择。但如何降成本，才是真正考验企业能力之处。

  在前些年那篇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系统有能力接连不断地吞掉时间，对于缔造者来说，这是值得称颂的进步，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在美团，这个实时智能配送系统被称为超脑。”

  如今当算力和大模型开始慢慢地增加超脑的能力，也不知道这一次的超脑能否算清楚，这种人机之间的真正成本和困境：那个闪烁在系统规划路线里的绝不是机器上的一个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多元价值观和自我生活的人。